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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习近平为何钟爱这款“辩证法”？******

　　(近观中国)“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习近平为何钟爱这款“辩证法”？

　　中新社北京9月20日电 题：“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习近平为何钟爱这款“辩证法”？

　　作者 钟三屏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西班牙语专家安永眼里，这是习近平引用古文经典讲道理的一个代表性例子。他对中国领导人善于用典印象深刻，因为在当今西班牙政坛这并不常见。

　　但这句“表述古雅、颇具美感”的中式古语，着实难住了这位自称为“语言工匠”、有近20年政治文献翻译经验的西班牙人。他在字典和同事的助力下“花了一个星期来理解”。

　　这句古语的出处和释义，对诸多中国读者来说也未必熟悉，更别说文化背景迥异的外国朋友了。

　　这句话是宋代大家欧阳修研究《易经》的心得。《易经》构建了一个玄妙复杂的东方式辩证法世界，被视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欧阳修认为，学习《易经》要先懂得其基本的道理和原理(即“大”)，才能对具体卦象(即“小”)予以分析，否则就会陷入庞杂巨细之中。后人一般以此比喻做事要看“大势”、从大处着眼。

　　这句“高冷”的古语在今日中国社会“出圈”，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引用不无关系。

　　2015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引用“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强调中美关系要看大局、谋合作，而不能只盯着分歧。

　　“政治家引用这句话，是希望用辩证法来指导人们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安永分享他的观察，并认为这句古语适用所有国与国关系。

　　习近平曾指出，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如何搞好？从习近平呼吁中美两国“向前看、往前走”“关键是管控好分歧”，外界从中领略到得“大”兼“小”、寻求最大公约数的东方智慧。

　　如何把这一东方智慧传递给西语读者？安永发现，这句中式古语在西语语境下也有对应的俗语：一种是否定式，no hay que andarse por las ramas(不要舍本逐末)，另一种是肯定式，hay que ir directo al grano(抓住主干)。

　　结合上下文等因素，安永最后采用了hay que ir a los más importantes(要从最重要的方面入手)的译法。

　　他由此还发现了中文和西语之间一个“有趣的不同点”：中文很多概念以对偶对仗的形式出现，很多词语由两个反义字组成，例如是非、曲直、对错、远近，或一件事“正”“反”对照着说。而对应的西语翻译会使用省译或合译的方法只突出表达“正”或“反”的一面。明代大儒方孝孺所著《家人箴》中的“适己而忘人者，人之所弃；克己而立人者，众之所戴”，西语可译为La gente se aleja de los que piensan solo en sí mismos y apoya a quienes se desviven por los demás，也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不少古文经典涉及哲学层面的思考，具有广泛适用性，可以运用于不同的场景。

　　2013年5月，习近平在给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回信时也引用过“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以此告诉中国的年轻人，“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面对“人生方程式”，习近平同样运用得“大”兼“小”的辩证法来求解：超越一己得失，放眼天下，为家国计。正所谓“小我”融入“大我”，“大我”成就“小我”。

　　安永认为，这是中国领导人想鼓励民众一同发展和守护自己的国家。这类“不计个人得失，捍卫国家荣誉”的话语在西方国家并不鲜见，将个人理想和民族理想互融的理念同样能引发西方人的共鸣。

　　得“大”兼“小”，不仅是习近平对中国年轻人的期许，也折射出他对自己的要求。他曾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八个字概括自己的人生态度——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安永说，这表明，中国领导人认为要说服民众，自己就必须首先成为大家的头号榜样。

　　不管是国际关系层面，还是人生命题层面，习近平推崇得“大”兼“小”的智慧，就是要察观大势，认清根本，保持大格局，顺应大方向，在“得其大”的过程中逐步地实现“兼其小”，最终达到圆满和谐——这正是中国思想的精髓要义。(完)(图片来源：中新社、中新网)

践行聂耳的路——朱践耳百年音乐人生******

　　作者：董 剑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自从1963年诞生以来，曾打动了无数人，激励了无数人。这首歌曲是作曲家朱践耳根据雷锋事迹谱曲而成。

　　在百年人生中，朱践耳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而多情的音乐世界。他的音乐人生堪称中国交响乐史的缩影。

朱践耳 上海图书馆馆藏藏书票 刘明辉/作

　　朱践耳原名朱荣实，字朴臣，安徽泾县人。从少年时代起，朱荣实就十分敬佩聂耳，喜爱他的救亡歌曲和艺术歌曲。他对家里给他取的名字中浓厚的封建意味深感不满。21岁时，他更名为“践耳”。其中的“践”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决心步聂耳后尘，走革命音乐之路；二是想实现聂耳未能完成的志愿，去苏联留学，写交响乐。

　　朱践耳说：“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我改名‘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

　　朱践耳出生于天津，自幼就跟随家人迁居到上海生活。在中学时，朱践耳便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自学钢琴等乐器，之后跟随钱仁康先生学习和声理论。1945年，在日本投降之际，朱践耳参军，因为体质差，没能去前线部队，而是留在了苏中军区文工团。当时文工团有一架手风琴，没有人会演奏，这架手风琴就成了朱践耳最趁手的武器，为战士们文娱活动做伴奏。在解放战争中，朱践耳成了军乐队的队长兼指挥，在革命大熔炉中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生涯。朱践耳写了大量讴歌革命的音乐作品，歌曲《打得好》和民族器乐合奏曲《翻身的日子》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让他一举成名。在火热的战地生活中，从小体弱多病的朱践耳身体日渐强壮起来，他曾说：“是革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新中国成立后，朱践耳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地重光》《海上风暴》等电影创作音乐。1955年，朱践耳只身来到苏联，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跟随巴拉萨年学习作曲。朱践耳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成为向新中国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一部力作。

　　1960年，踌躇满志的朱践耳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第二年，他开始负责上海实验歌剧院的作曲工作。此后，朱践耳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型声乐作品。1963年，毛主席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激起了全国亿万人民学雷锋的热潮。雷锋的精神、雷锋的品格和雷锋的事迹，伴随着学雷锋主题歌曲传遍了全国各地。

　　朱践耳就在这个热潮中创作了歌曲《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他也是唯一一位创作了两首广为传唱的雷锋主题歌曲的作曲家。

　　1958年夏天，词作家姚筱舟创作了一首诗，这首诗在1962年被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写进了《新民歌三百首》。那时雷锋正在沈阳当兵，刚好看到这本书。雷锋很喜爱这首诗，他将这首诗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中，还将诗的两处做了改动，一是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二是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同年雷锋同志因公殉职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的朱践耳在阅读雷锋日记时，注意到诗作前两段内容，他为雷锋的精神所打动，仅用半个小时，就为这首诗谱了曲子。朱践耳的爱人舒群回忆，朱践耳无论是创作歌曲，还是创作大部头交响乐作品，只要酝酿成熟，就没有写得慢的。“他写东西，如果没有把握就绝不会写，如果心里掌握了，写得就很快。”

　　1963年，在上海召开学习雷锋动员大会前，歌唱家任桂珍演唱了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朱践耳也是在这一年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姚筱舟。

　　1975年开始，朱践耳在上海交响乐团任职，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交响曲创作生涯。64岁时，朱践耳完成了第一部交响曲。1978年，朱践耳首次将悲剧题材融入交响乐创作中，管弦乐合奏曲《怀念》由此诞生。1982年，朱践耳将民间音乐素材进行加工打磨，运用少数民族特殊的音乐调性与和声谱写下交响组曲《黔岭素描》。朱践耳的创作不是凭空想象的天马行空，他在西南地区的农村生活、考察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这里，朱践耳第一次听到苗族、侗族的民族音乐，充分了解了西南地区民族音乐的风情，设身处地感受当地人的生活环境。有了这些积累，朱践耳才自信地说出：“从民间音乐的土壤里，我找到了某些现代作曲技法的‘根’。”

　　1985年至1999年，朱践耳创作了11部气势恢宏的交响曲、18部各类交响乐作品。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作曲家对于引入西方的现代音乐还持怀疑的态度。朱践耳一直致力于将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发挥到极致。他深知，想要进步就必须接受新事物，对西方的现代音乐的合理之处必须进行吸收。朱践耳创作巅峰时期的代表作是《第十交响曲》。这部创作于1998年被命名为《江雪》的作品，将中国古琴曲《梅花三弄》和唐代柳宗元的古诗《江雪》运用到西洋音乐体裁交响乐之中。这部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的语言文化魅力，将戏曲和古诗的吟诵这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将交响乐中的民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作品将录音资料与乐队的现场演奏结合在一起。古琴曲《梅花三弄》是由龚一演奏并录制的，这种演奏方式不仅在中国的交响音乐历史上开了先河，还给现场的观众带来一种全新的听觉体验。在交响曲的编配中，朱践耳更是将十二音序列用“五声”性进行编排，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风格。而这也是他所刻意追求的。这部《第十交响曲》直至今日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朱践耳在西方的音乐体裁中加入了中国音乐的创作思维，看似传统的编配中充满着创新的技法，他将古琴、戏曲、管弦乐完美结合在一起，琴声、人声、管弦乐的声音浑然天成。

　　朱践耳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室内乐《丝路寻梦》，这部作品是他为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丝绸之路”乐团而创作的六重奏，2008年被改编为重奏与管弦乐合奏的版本。

　　2017年，朱践耳以95岁高龄病逝于上海。在许多音乐学研究者眼中，朱践耳的音乐人生堪称传奇。他饱经岁月沧桑，人生步入花甲之年后竟还达到了创作的巅峰期，完成了11部交响曲，每一部都有其独特的音乐格调，不仅表现出作曲家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更展现了民族和时代特色。

　　“朱践耳先生是中国迄今为止创作力量最全面的作曲家，也是青年一代的楷模。他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中国交响乐历史的缩影。”作曲家叶小钢认为，朱践耳的创作是沟通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桥梁，他的作品诠释了音乐可以有更丰富的欣赏方式。在他的创作中，音乐可以朴实地演奏民族民间旋律，也可以华丽地奏出管弦乐队的辉煌；作曲技法可以恰如其分地被排列，也可以别出心裁地体现独具一格的民族风情。

　　朱践耳创作一丝不苟，花费十年时间才创作出《第一交响曲》。他曾告诫青年作曲家，要静下心来下苦功。朱践耳的手稿永远工整清晰，别人常劝他不要花费那么多时间来写谱子。他说：“先生教的，每个符头，每根线都要对齐，连在哪里翻谱都要算好，方便指挥、演员阅读。”

　　有人认为他的作品里看不到其他作曲家的痕迹。朱践耳的作品之所以可以不着痕迹地将中国的民族性融入西方的作曲技巧中，就是因为他长期浸淫于民族民间音乐之中。正如朱践耳所说，“现代的东西要拿到生活里去核对、分辨，才会知道哪些是中的，哪些是西的”。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30日 16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